韩国废除汉字几十年后,如今韩语被专家确诊为“中国拼音”,这下...
汉字这东西在韩国实在是命运多舛。
2010年,光化门匾额换字事件把韩国社会撕裂得更厉害了一点。
当年的光化门复原工程,文物部门想把韩文匾额换回汉字匾额,理由是尊重原貌,结果“去汉字化”团体立马炸了锅。
韩文学会的会员们跑到光化门广场抗议,指着世宗大王的铜像说,在他背后挂汉字匾额,分明是对韩文的侮辱。
文物厅的人解释说,我们尊重韩文的优秀性,但在原则上必须尊重文物的原型。
没用。
抗议照样继续。
要命的是,另一边又冒出一批人,直接打出“汉字万岁”的横幅,喊着要把汉字留住。
两边人马对峙了两三年,官方在中间来回调解,最后总算把汉字匾额保了下来。
更微妙的是,韩国语文学会的统计,那几年参加汉字能力考试的人数持续攀升,小学以下儿童占比快到百分之七十了。
要搞清楚韩国人到底在吵什么,得把两千年前的事情拉出来说清楚。
公元前108年汉武帝设置了汉四郡,汉字开始成规模地往朝鲜半岛输送。
那时候汉字的用法很原始——朝鲜人拿汉字当音标,用汉字的形来标自己说话的发音。
这套办法效率极低,但好歹让半岛开始有了书面记录。
到了三国时期,汉字已经渗透到贵族阶层了。
新罗人研究儒家经典,不看汉字根本读不懂。
不过日常交流的时候,人们嘴里说的还是朝鲜语。
这就出现了一种怪现象——嘴巴在说一套,落笔写的是另一套。

新罗有个叫薛聪的儒生,搞了一套“吏读文”出来,大体上按朝鲜语的语序写,中间夹一些汉字当语法标记。
这套东西解决了一部分问题,但门槛太高,普通百姓根本学不会。
到了15世纪中叶,朝鲜世宗大王坐不住了。
他环顾四周,蒙古人蒙古文,女真人女真文,日本人都有了自己那套假名,就朝鲜人还天天捧着别国的文字用。
世宗决心做一件大事——创制一套属于朝鲜人自己的文字。
1446年,他颁布了《训民正音》,也就是后来的谚文。
这套表音文字只有二十多个字母,组合起来能拼出所有朝鲜语的发音,相比之下,汉字太难学了。
世宗的意图很人性化:让普通百姓也能有读写能力。
可是想象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谚文推出来以后,上层贵族根本不买账。
在他们眼里,不用汉字就没有文化含量。
于是朝鲜半岛出现了一套“上汉下韩”的双轨语言体系:贵族们用汉字写文章,老百姓用谚文凑合着过日子。
这种局面一维持就是几百年。
二战结束以后,朝鲜半岛光复了。
1945年那会儿,朝鲜半岛上的老百姓终于不用再受日本殖民者的欺压,但很快又陷入了冷战的泥潭。
北部靠向社会主义阵营,南部倒向美国。
朝鲜那头的文字改革动作比韩国快得多,决心也更大——废掉汉字,全面推行谚文。

韩国这边相对温和一些。
1948年,韩国政府颁布了《韩文专用法》,规定公文全部改用韩文,但并没有在制度上把汉字彻底封杀。
李承晚执政时期的小学里还在教汉字。
学校里的孩子们既要学谚文,也得认几个汉字。
教育部那会儿甚至还发了一套“汉字1800表”,差不多是官方的教学规范,初中900个,高中再补900个。
按照这套体系,一个正常读完高中的韩国学生应该能认识1800个左右的常用汉字。
要是这个政策一直执行下去,后来的事情可能就不会那么拧巴了。
可是独立之后的韩国人,对汉字的态度越来越复杂。
在那些人看来,用了上千年的汉字毕竟是外来的东西。
一个独立的国家怎么能长期用别国的文字做书面语呢?
这种焦虑不是现在才有的。
早几百年前,“训民正音”刚颁布那阵,韩文的支持者就跟汉字的捍卫者们吵了很多个回合。
只是在当时那个时代,汉字的位置实在是太稳了,小小的抗议掀不起大风浪。
二战后的民族独立大潮,给了韩文支持者前所未有的政治筹码。
他们把使用韩文直接等同于爱国,把反对韩文专用等同于亲日或者反民族。
这套逻辑拿到五十年代,杀伤力极强。
到了1960年代,风向变得更极端了。
朴正熙上台。

军人出身的统领做事向来雷厉风行,说到做到。
1968年,朴正熙下令删除中小学课本里的汉字。
1970年,禁令加码,小学干脆禁止教习汉字,初中和高中也只允许教900个基础汉字。
这一次和以前不一样——以前是口头提倡,这次是行政命令强制执行。
为了显示决心,朴正熙连景福宫的匾额都没放过,把汉字写的匾额取了下来,换成他自己用韩文题写的。
在那些日子里,韩国的大学课堂、报章杂志、公告牌上,汉字像退潮一样消失。
十年二十年过去,一个叫“表音字一代”的新群体出现了——这些人从小只学过谚文,对汉字的认知几乎等于零。
1968年发布的政策目标是废除汉字,这二十年间这项政策得到了极其坚决的执行。
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中期,韩文的纯字母拼写几乎占领了一切正式出版领域,完全不懂汉字的读者占了多数。
废除汉字之后还没过几年,弊端开始大规模冒出来。
韩语词汇里,同音异义的比例大得让人头疼。
很多汉字的发音在韩语口语里是一模一样的,以前用汉字写出来,一眼就能分辨。
换成纯谚文以后,全靠上下文猜测意思。
比如“防水”和“放水”在韩语里发音一模一样,写法也一样,意思却完全相反。
2009年韩国那趟高铁的15万根轨枕开裂,直接原因就是生产螺丝的公司把技术人员图纸上的“防水”看成了“放水”,材料材质用错了,整条线路的高铁轨枕全线报废。
还有就是法律领域的问题——“诉讼”和“送讼”发音相同,放在纯韩文的判决书上就是同一个词,导致类似的案件在不同的法庭上被解读出迥然不同的结果。
医院里开处方的时候,“解热”和“解液”的音也是一样的,药剂师要是配错了,搞不好就是人命关天的大事情。

再往高处说,韩语中有着非常大量的汉字词,专业人士统计过,比例超过百分之七十。
51万个韩文单词里面,将近三分之二是从汉字转化而来的。
如果一个人不懂得汉字究竟是什么意思,哪怕说了一辈子韩语,对百分之六十以上的词汇都停留在半懂不懂的状态。
学了汉字反而能更精准地掌握韩国人自己的语言,这听起来像个悖论,但在韩语的语言结构里,就是摆在那里的现实。
不过真正让韩国人感到后怕的,是文化断层这件事。
在废除汉字的年代里,韩国那些20岁到40多岁的年轻人,翻看自己祖上留下来的家族谱牒时根本看不懂。
那些文字全是汉字写的。
去图书馆翻阅朝鲜王朝时期的历史文献,那些典籍堆满了整个地下室,绝大多数都用汉字写成。
历史学家们做研究时,不得不先找懂汉字的老教授帮忙翻译,年轻人直接读原著根本不可能。
这种现象的规模广大而深刻。
而首尔国立大学的研究人员做过统计,韩国的历史文献大约有百分之九十以上是用汉字记录的,如果年轻一代没办法掌握这些文字,过去几百年的文化积累就会逐步变成无用的符号堆,躺在书库里落灰却没有办法被解读。
这对于任何一个有历史意识的民族来说,都是致命的。
到了1990年代后期,韩国社会各界终于开始集体反思。
金大中总统在1998年公开表态支持汉字复活。
他在一些公开场合反复强调一个观点——如果无视汉字,就没办法理解韩国的古典文化和传统。
这话说得很重,从一个做过政治犯、蹲过多年监狱且一直被视为民主运动领袖的人嘴里讲出来,分量尤其不同。
1999年2月,金大中签署了总统令,正式批准在政府公文和道路标志牌上恢复汉字的使用。
这个命令是有法律效力的。

从那时起,韩国火车站的站名旁开始出现了汉字标识,公交站牌上同样印上了汉字。
同时政府把中学推行“1800个常用汉字必修教育”重新提上了日程,只是在政策推进的过程中,韩文派的阻力一直没有消停过。
但是反对的声音仍然很响亮。
每次学校打算把汉字纳入必修课,韩文团体就会组织抗议,说强化汉字教育会让韩文沦为解释汉字的附庸工具,还说韩文作为去殖民地化的成果不能被动摇。
这样的争议,在2003年、2005年、2010年、2014年反复上演。
2003年的时候,114名国会议员把自己的名牌从汉字改成了韩文。
那是一种强烈的姿态宣示。
2005年,时任首尔市长的李明博宣布将首都的中文译名改成“首尔”,这件事一度引发汉字文化圈多个国家的讨论。
2014年,国会会徽里的汉字“國”被替换成了韩文字母。
韩国宪法法院在2017年的韩文节期间,把徽章上的“憲”字换成了韩文字母的“헌법”。
韩国社会对汉字的爱恨交织,在民调数据里体现得特别直观。
2014年的一份针对韩国国民的问卷调查显示,支持“韩汉混用”模式的民众比例大概是百分之五十七,坚持只用韩语的大约百分之四十一。
而在“不懂汉字会不会感到生活不便”的问题上,超过一半的受访者承认会有一些麻烦。
这类数据并不是一边倒的,说明汉字在当代韩国人心目中的位置依然很微妙。
还有一个值得留意的现象——韩国企业界的态度转变极大。
与中国贸易往来最频繁的这些年,不懂汉字确实在很多场合下会造成巨大的商业损失。
韩国五大经济团体在2003年联合发出建议函,涉及的企业总数超过19万家,建议从2004年开始在新员工的招聘流程中增设汉字能力测定考试,要求应征者达到认识1817个汉字和书写1000个汉字的基本水平。

这招算是釜底抽薪。
每年进入就业市场的大学生们发现,如果汉字能力不够,可能连大企业的门槛都摸不到,这比课堂里的说教有力多了。
同时,韩语文学会组织的汉字能力考试这些年参加人数不是变少而是增加,年报考规模飙升到上百万人次,而且参考者的平均年龄越来越小,小学以下的儿童是参考人数中最多的一批。
不少三四岁的小朋友被家长送进了中韩双语幼儿园。
1948年那部《韩文专用法》原本是向着民族独立的方向设计的,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事情的发展远超立法者们的预料。
很多韩国年轻人甚至看不懂自己身份证上的汉字姓名。
有些名字的谚文拼写完全一样,可对应的汉字含义截然不同。
每次填正式表格的时候,不懂汉字的人只要拿着身份证一看,常常会感到特别困惑——那几个方块字符号到底是什么含义?
这样的尴尬并不局限于某个特定人群。
而从2019年开始,韩国计划在小学五、六年级的教科书中标注汉字及其读音和释义。
这算是一个信号,为了后代不要再出现文化断裂,这一次官方的态度终于比过去更明朗起来。
只不过这些政策的落地时间跨越了将近半个世纪,中间夹杂了历任总统、多位教育部长的反复拉扯和不断修正,也难怪会有人把整个过程形容为一场漫长的文化拉锯战。
不少人喜欢拿韩国和日本做比较。
日本当年也有人叫嚣着要废除汉字,各种主张“限制汉字”甚至“废止汉字”的论调在报纸上和舆论场上层出不穷。
可是一个极具讽刺意味的事实是,那几家喊得最响的报社发表的文章通篇基本上都是用汉字写出来的。
这种姿态和行动之间的巨大反差,倒是微妙地透露出了日本社会对汉字矛盾又务实的态度。
而韩国这边,政策的摆动幅度要大得多。
一会儿全面禁止,一会儿部分恢复;一会儿废除到底,教科书里的汉字几乎被清零,一会儿又在公文里重新接纳,甚至在中学的必修教育里再次列入1800个常用汉字的授课内容。

这种摇摆直接影响了整整一两代韩国人的文化素质构成。
“表音字一代”里的人绝大多数对汉字的掌握水平非常有限,而这些人如今已经是四十多岁到六十多岁的中年人了,他们往往已经在韩国社会各行各业的中坚位置上就位。
可是,这批人中的大部分连自己国家街道上古代建筑匾额上的题字都没办法辨认。
遇到需要用汉字的情况,只能去上补习班或者请身边懂汉字的人帮忙。
这种文化断层之深,不是一个补习班能弥补的。
回顾整个事件的时间线,从1948年的韩文专用法,到1970年的全面封禁,再到1999年金大中的解禁令,韩国用了五十年时间,付出巨大的代价,才在一个最基本的事实面前低下了头——汉字在韩国的文化基因里已经长成了一棵没办法连根拔掉的巨木。
韩国专家曾经指出,韩语词汇里有百分之七十是汉字词,其发音带着汉字音系的深刻痕迹,思考模式和文化表达方式同样难以切割与整个汉字文化圈的联系。
想要彻底摆脱汉字的尝试最终带来的不是文化的纯洁性,反倒是文化的失语症。
大量的古代官方文件、历史著作和文学作品在缺少汉字素养的年轻一代面前变得基本不可解读,纵然图书馆里汗牛充栋,也与一堆废纸没有本质区别。
这个局面是五十年代初那些拟订韩文专用政策的官员们不可能预见、也根本不愿意面对的现实。
可是现实终究会以一种强硬的姿态反过来教育人。
历史有时候就是这样反讽——当初废除汉字是为了让韩国文化更“纯粹”,更“独立”,更有“民族性”。
结果兜了一大圈之后人们发现,把汉字从血脉里剥离出来所留下的创伤和空白,最终不得不依靠重新把汉字请回来才能弥补。
很多韩国人纠结于“用汉字就是文化不自信”还是“不懂汉字就不能真正懂韩语”的观念困境,反倒忽视了一个最质朴的真相:语言和文字就像水流经土壤一样,流到哪里就会渗透到哪里,留下不可磨灭的纹理。
上千年浸润在朝鲜半岛的汉字已经成了韩语肌体里的一个无法剔除的内生组件。
学者们的观察同样指出了这一点——世宗大王当年创制“训民正音”的初心是在便利性和准确性之间找一个平衡点,而不是要完全否定汉字的价值。
可后世的激进者们把一种朴素的文字工具歪曲成了政治立场的划分,最后导致的结局只能是文化传承上的接连溃败。